少将李贞

新华网 2011年11月13日   谁是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丈夫是开国上将

2011年11月13日 09:29:21   来源: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李贞
    1955年9月27日,李贞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被授予少将军衔。当时,周恩来握着她的手说:“李贞同志,你是我们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祝贺你啊!”

  扮做新娘子,奇袭团防局

  李贞,乳名旦娃子,湖南浏阳人,1908年出生。由于家境贫苦,6岁时就做了邻村古家的童养媳。每日里起早贪黑,吃苦受累,还少不了挨打受气。
  1926年,农民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地高涨起来。为了追赶革命潮流,李贞不顾一切地冲出古家,报名参加了妇女解放协会。填表登记时,她把名字改成李贞,表示对革命坚贞不屈。
  1927年3月,李贞由中共永和区委书记张启龙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她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与浏东游击队一起,出生入死打游击。
  1928年秋,由李贞扮做新娘,乘坐一顶花轿,奇袭张家坊团防局的战斗,成为当地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这次战斗,是在中共浏阳县委书记王首道、浏东游击队党代表张启龙的指挥下进行的,事先作了周密部署。王首道说:“现在正是秋收时节,张家坊团防局害怕我们再闹一次秋收暴动,夜晚间都不敢睡在局子里,就怕游击队夜里摸进去,突然袭击。因此,我们必须定在白天,乘敌人集中在团防局,才好进行战斗。”他和张启龙决定把游击队分成两批,第一批由少数队员化装成秋收打短工的,每人挑一担箩筐,把枪支藏在禾桶里,先混入街头以做内应;第二批大队人马扮做各式各样的角色,组成一支迎娶新娘的队伍,一路上吹吹打打,大模大样,趁势一拥而入,打它个措手不及。
  一开始,李贞不肯扮做新娘,更不愿坐在花轿里面,被人抬进张家坊。
  李贞道:“不行不行!第一次攻打张家坊时,游击队冲进团防局,跟敌人拼杀,却叫我一个人守在外面,在洋铁桶里放鞭炮,虚张声势,吓唬敌人。这次攻打张家坊,又叫我当新娘子坐花轿,不行不行,我当不了这个新娘子!”
  “你当不了谁当?”王首道问道。
  李贞一笑:“王绍坤当!”
  王首道满脸通红地说:“王绍坤缺少经验,战斗动作不像你那样利索。再说,你也结过婚了……”
  李贞说:“叫王绍坤当新娘,我当伴娘,就跟在花轿后边,可以随机应变……”
  王首道连连摇头:“不行不行,我们的枪支弹药,都得藏在花轿里面,到时候……”
  十七八岁的王绍坤,张家坊小河乡人,出身书香门第,自小上学读书,当时也参加了浏东游击队。她在浏阳东乡担任地下交通员时,就跟王首道相识了,两人一见倾心,正在恋爱着呢。因此,王首道也不好多说什么,就让张启龙劝说李贞当新娘。
  张启龙当时已跟李贞结婚,他直来直去地说:“你不坐轿当新娘,我们就进不了张家坊。张家坊进不去,就没法靠近团防局,就不能消灭敌人。”经过一番劝说,李贞这才身着红绸衣裤,临时用假发挽了个髻儿,顶着一块红盖头,上了花轿。
  这次战斗,半个钟头就将张家坊团防局连窝端了。战后,王首道对李贞说:“新娘子,恭喜恭喜!今天奇袭团防局,你可立了大功!”李贞笑道:“都是你的计谋好!”
  血与火的岁月,有胜利和欢乐,也有挫折和痛苦。在后来的一次战斗中,浏东游击队伤亡惨重,为掩护伤员安全转移,李贞、王绍坤等人将敌人引向狮子崖。她们一边阻击敌人,一边向崖顶攀登,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向敌人砸去。到达狮子崖崖顶时,李贞、王绍坤等人陷入绝境。生死关头,必须作出抉择。
  1985年,李贞回忆说:“我们寡不敌众,最后退到了狮子崖上。敌人大喊大叫,要捉活的,我们跟敌人短兵相接,拼杀起来,最后剩下四五个人了。眼看就要被敌人捉住时,我以浏东游击队士兵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向同志们发出命令:不能让敌人捉活的,往崖下跳!我眼睛一闭,抢先跳了下去。后面几个同志喊着口号,也跟着跳下山崖。跳下崖后,我也不知昏迷了多久,小腹部刀绞似的疼痛,一阵一阵的,怎么都挣扎不起来。当我清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血染的草木丛中,不远处还躺着两个队员,已经牺牲了。我是被树枝架住了,当时没有摔死,可我怀有几个月的孩子,却在跳下崖后流产了……”
  一起跳崖的几个女队员,只有李贞和王绍坤幸免于难。王绍坤和王首道结婚不久,1930年冬就跟胞妹王绍兰一起被捕入狱,英勇就义。

  一波三折的两次婚恋

  李贞与张启龙的结合,有一段曲折经历。浏东游击队初创时期,湖南“清乡督办”何键派兵进驻浏阳东乡,并成立“清乡会”,组织“挨户团”,对共产党员、游击队员及其亲属实行残酷“清剿”和屠杀。当时,张启龙的父亲、叔父及堂弟均惨遭杀害,妻子和幼女被迫投河。在此情况下,李贞出于对入党介绍人的同情和安慰,开始从生活上关心、照顾张启龙,每隔一些日子,就为他送去一两双亲手做的鞋袜。有时还帮助洗上几件衣服,或做点可口的饭菜。这种单纯的同志感情,很快就发展为真挚的爱情。1928年春,两人正式结为夫妻。
  1933年夏天,湘赣苏区肃反运动的风浪一浪高过一浪,不仅以“改组派”、“AB团”罪名逮捕和杀害了一批革命干部,而且以“严重右倾,肃反不力”为由,撤销了王首道的中共湘赣省委书记职务,并送往瑞金中央局接受审查和处理。时任省委常委、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省军区总指挥的张启龙,也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被关押在省政治保卫局接受审查。张启龙脾气倔犟,对所犯“错误”不但不承认,还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袁德生(肃反中被秘密处死)进行辩护,于是被当做“认识错误最差的一个”,开除党籍,逮捕法办。
  在此期间,省政治保卫局对李贞也不放过,指令她与张启龙必须“在政治上划清界限,在生活上也不能含糊”,并迫使她与张启龙早日脱离夫妻关系。否则,她的党籍就很难保留。当保卫局“开导”李贞时,李贞说:“张启龙为了革命,全家死了四五口人,他都没有向敌人屈服,照样拿起枪杆子打游击。他就是犯了‘严重右倾’错误,还可以改正呀,我不能背叛我的入党介绍人!”
  后来,保卫局转来张启龙的一封短信,还有一份离婚申明书。信中表示:各人做事各人担,别为囚犯受牵连。生死攸关无所谓,一刀两断保平安。张启龙一再规劝李贞原谅他、理解他、同意他的做法,尽快在离婚书上签字。到此地步,李贞忍不住放声大哭,被迫在离婚书上签了字。
  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等的干预下,张启龙得到从宽处理,改判为一年零两个月徒刑。1935年,李贞跟甘泗淇结婚后,有一次和张启龙偶然相遇,对方不但没有怨恨她,反而拱手表示祝贺。李贞这才晓得内情:在省政治保卫局的压力下,张启龙考虑到李贞的命运和前途,他不能因为自己给这个童养媳出身的女党员增加不必要的痛苦和折磨,更不能把这个无辜者牵扯到肃反的深渊之中。缘于此,他才写了离婚申明书,并得到保卫局的批准。
  被迫离婚后的李贞,情绪比较低落。当年秋天,省委派她到瑞金中央党校学习了半年。生活环境变了,李贞的情绪也好多了。1934年春,李贞重新回到湘赣苏区,先在中共吉安县委担任军事部部长兼赤卫军政委,后又调任湘赣军区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
  1934年8月,李贞随同红六军团参加西征,任红六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0月,红六军团与贺龙率领的红三军(不久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会师后,李贞参加了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任湘鄂川黔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地处湘西永顺县境的塔卧,东邻大庸,北邻桑植,因其山形如宝塔卧地,故名。湘鄂川黔省委、省军区机关都驻扎在这里。就在此地,红二军团军团长贺龙与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结成了连襟——贺龙夫人蹇先任的妹妹蹇先佛,嫁给了萧克。
  当萧克和蹇先佛举行婚礼时,任弼时的妻子陈琮英找到李贞说:“萧克、蹇先佛结婚了,你要赶快再找一个,不能耽搁。女同志结了婚,事情是多一些,可你总不能这样一个人过下去呀。我给你介绍一个人,这人你也熟悉,就是甘泗淇!”
  甘泗淇是湖南宁乡人,1904年出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三年。1930年回国后被派到湘赣苏区,历任中共湘赣省委宣传部部长,湘赣军区政委,红六军团十八师政委、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
  李贞对甘泗淇的印象是好的,彼此也都十分了解,但要组成新的家庭,却想都没有想过。她摇了摇头说:“不行不行,我不想结婚,也配不上甘主任。我从小就当童养媳,没上过学,虽说上了半年党校,也没学到多少文化,人家甘主任可是留过苏联的知识分子呀!”
  陈琮英说:“我也是童养媳出身,还做过童工,任弼时也到苏联留过学,他帮助我学文化,我帮助他……”
  “不行不行,这事不行!我们俩很不般配,也不合适……”李贞也有隐情。张启龙当时也随军来到湘西,他刑期未满,被分配在红六军团供给部工作,在运输队当挑夫。李贞和张启龙抬头不见低头见,另择配偶,李贞不能不考虑这个现实问题。
  过了两天,陈琮英又找到李贞,直截了当地说:“李贞同志,你不要三心二意的,早点拿定主意,跟甘主任结婚,省得保卫局说你藕断丝连,心里还想着张启龙。张启龙能保住命就很不错了,他就是刑期满了,党籍也不能恢复,保卫局也不会同意你们复婚。”
  陈琮英的穿针引线,很快就促成了这一婚事。继萧克、蹇先佛之后,李贞与甘泗淇喜结良缘。

  贺龙:“两个模范干部,一对革命夫妻”

  1935年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主力从湘西桑植县出发,开始长征。
  长征中,李贞随同红六军团行动。1989年,李贞在《难忘的岁月》一文中这样述说:“长征开始,我担任红六军团组织部长,既要和部队一起行军打仗,又要做党团工作、干部工作、收容伤病员,每天还要统计伤亡数字。晚上宿营时,同志们都睡着了,我还得给那些小红军缝补破旧的衣服。尽管环境十分艰苦,工作非常劳累,但大家为了实现崇高的理想,仍然是那样坚定、团结、乐观。那时骡马很少,许多领导同志都把马让给伤病员骑,自己坚持步行。记得军团长萧克同志风趣地说:‘李贞同志,你走得动吗?说是给你配备一匹马,可那只是编制表上的马、纸上的马。我们不能纸上谈兵,但不得不跟你纸上谈马哟!’我高兴地说:‘大家都一样走路,我保证不会掉队。’后来,部队打胜仗缴获了一批骡马,这才给配备了一匹。为了照顾那些小战士,我和丈夫甘泗淇同志,经常把马让给他们骑。宿营时,把帐篷让给年幼体弱的刘月生、罗洪标、颜金生等小红军居住。”
  罗洪标少将曾撰文回忆说:“我原是红一方面军的连指导员,在长征中掉了队。我们一起的共有三个人,正往四川去找部队。忽然听到红二方面军在贵州毕节扩大红军的消息,非常高兴,就找到方面军政治部,见到甘泗淇和李贞同志。甘主任听我们说了掉队的情况,对我们很关怀,也很信任,留下了我们,并给我们都安排了工作,我就被分配到宣传队。……有一次,遇到贺龙同志,他问了我的情况,知道我是一方面军掉队的,鼓励我好好工作,说在哪个方面军都一样。”
  长征出发时,李贞怀有身孕,挺着个大肚子坚持行军。部队进入云南境内,在威逼昆明、横扫滇西的作战行动中,由于紧张劳累,李贞腹中的小生命流产了。可她一直隐瞒着,一声不吭。由于战斗频繁,没法休息调养,李贞身体十分虚弱。在翻越玉龙雪山之前,廖汉生送来一件皮筒子,让李贞披在身上御寒。
  听说玉龙雪山上冰雪很厚,空气稀薄,特别寒冷,呼吸都很困难,李贞思之再三,把皮筒子裁成两件,一件自己用,另一件给丈夫御寒。可是,甘泗淇却把皮筒子转手送给一个体弱有病的战士。李贞得知此事后,感到过意不去,也要把留给自己的一件皮筒子送给病号,却被甘泗淇阻止了:“我身体比你强壮,应该与战士同甘苦,挨饥饿。你小产不久,体质虚弱,廖汉生同志是特意送给你防寒的嘛!”李贞这才将皮筒子留下了。
  一件皮筒子剪成两件,李贞只能当做坎肩护着前胸后背。尽管如此,身上还是暖和多了。在甘泗淇的照应下,李贞拉着一个重伤员骑乘的马尾巴,一步一喘地爬过玉龙雪山。
  1936年7月2日,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举行会师联欢会。7月5日,按中革军委电令,由红二、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共同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委,李达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李贞时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
  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即共同携手北上,很快就进入荒无人烟的水草地。有天傍晚宿营时,李贞发现女护士马忆湘的干粮袋子丢了,独自坐在一边抽泣抹泪,便问道:“小鬼,你的粮袋子呢?丢哪儿去了?”马忆湘说她过河时跌在水里,一个浪头扑面而来,把粮袋子从肩头卷走了。因为没得一口吃的,就待在一边啼哭。李贞摸了下自己的干粮袋子,里面也所剩无几,但她还是抓了一把青稞炒面,让小马先吃上几口。
  很快,李贞就把这件事反映给甘泗淇。甘泗淇就近把政治部成员集合起来,将马忆湘丢失粮袋子的事讲了一遍,号召大家发扬阶级友爱、团结互助精神,每人拿出一把炒面,帮助同志渡过难关。甘泗淇满怀深情地说:“同志们,我知道大家的口粮不多,连自个都难以维持。但只要我们团结起来,每人抓上一把吃的给同志,就可以救活一条性命,这小鬼就能和我们一起走出草地。”在甘泗淇、李贞夫妇的带动下,每个人都抓了一把吃的,当时就凑了三四斤粮食。马忆湘这才解了燃眉之急,跟随大部队走出了茫茫草地。
  快要走出草地时,李贞由于饥寒交迫,劳累过度,一连两三天高烧不退,昏迷不醒。当时,她连牲口也不能骑了,只能用担架抬着走。当李贞清醒过来时,浑身仍然忽冷忽热,疲弱无力,可她说什么也不肯坐担架。无奈之下,贺龙下了命令,让甘泗淇跟随担架同行,以便护理照应。
  抵达哈达铺后,就地休整了一些日子,接连吃了几服中药,李贞的病情才稍好一些。此后,李贞再也不肯坐担架了,就骑在马背上随军行动。据李贞回忆,部队北过渭河时,为了安全起见,同志们将她“绑在马背上过了渭河”。
  红二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后,贺龙在一次总结会上,称赞甘泗淇、李贞夫妇是“两个模范干部,一对革命夫妻”。可这一对革命夫妻,却没有一个亲生子女。艰苦岁月,李贞曾几度怀孕几度阵痛,形成习惯性流产,根本没法保胎生育。但她先后抚养过20多个烈士遗孤和亲朋战友的孩子。1964年2月5日,甘泗淇去世。1990年3月11日,李贞也离开了这个世界。
  (《党史博览》卢振国)